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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么摇摇晃晃走出小屋,又走到雪地,十里路,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天摇地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象被人抽了筋一样无力。风搅着雪,跳着回旋舞,我在风雪中旋转,我把两张飘撕碎,扔进旷野,看着它和雪花一样飘逝。回到家,母亲吓了一跳。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无力地笑笑,躺倒在床上,烧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我起床参加了村里一个女孩的婚礼,我和大婶大嫂们一起包豆馅馍,一起说笑忙碌。我看看天,天没有塌,我望望地,地也没有陷,村里人依旧奔波操劳,而我却象死过一回一样。我对着所有人微笑,但只觉着那笑憨傻而痴呆。 卫民和李静没有跑远,他们只在磨上一个同学家呆了一夜,就被双双捉拿归案。由于先上车后买飘,李静家人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他们。他们的出走在小县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后,归于平寂。然后是张罗布置新房,举办婚礼。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年春天,我离开了故乡。离开了这个让我眷恋而伤痛的地方,到黄河岸边去谋生。“只有送行的月亮和乍暖还寒的风在沙拉拉响……。”我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救赎自己破碎的灵魂,梳理迷乱的天空。直到遇见了大志。 婚后,李静有一份工作,卫民不干服装生意了,杨豪也辞了工作,他们把本地的烧鸡往广州贩。等到了广州,麻袋里的烧鸡都臭了。他们把烧鸡潇洒地倒进香江,空着手回来了。然后他们又到山上办养兔场,把100多只兔子养死,又赔了一大堆。后来卫民又办服装门市,然后又驴打滚式地赔干。跟他紧的杨豪、任明,都丢了工作,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幽兰很自然地没有考上大学,先后和三个诗人柏拉图之后,睹气嫁给一个大她十多岁、有了四个男孩的有妇之夫。加贝去了外地。粉子也找了一个小白脸。 卫民和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怨愁的”李静,在一起过了十年的“丁克”光景,坚持不要孩子,最后离婚。李静调到市里,嫁了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生下一个男孩,今年有五岁。 2000年,我家里遭遇大难,丈夫冤狱。我担着极大的压力。卫民很关心我,一天晚上他备好酒菜,邀我去坐,放散放散。也许还有别的意思。我理解。但我不想说眼前的事,我滔滔不绝地胡说乱道。剖析过往时日的悲剧。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灵魂。卫民曾经是我的导师,我曾经哔恭哔敬地倾听他的谆谆教训,但现在他开始宾服我的分析。我感到一丝报复的快感。同时又很悲哀。我们都是一群出身下层的青年,一群饥饿的儿女,当时没有工作没有地位没有饭碗,我们本末倒置,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是思谋着怎样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追逐西方的自由,用污泥浊水冲刷着我们并不清醒的头脑。而最后走向生活的深潭。我庆幸我是大地的女儿,和庄稼,山川,河流,接近,在我虚无的时候,父母的操劳,农人的艰辛唤醒了我,我用土地的宽阔救赎了自己。而卫民他为自己虚无的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天已很晚,但我实在找不到一点感觉。我明白地对卫民说了。卫民笑笑说,我想你一定很寂寞,很苦,叫你来,是想安慰你。但你太强大了,不需要。你走吧。 卫民的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他欠下了过多的债,无望还清。房子被执行,家具都给了李静,为躲债,只好到外地去生活。诗是绝口不谈了,连书报也很少看。昔日的追随者都风流云散了。兄弟姐妹们也都成家立业。他孤身一人。去年,45岁的卫民用他最后的魅力勾引了一个26岁的本乡女青年,在焦作生了一个女孩,回家乡来过满月。真正是吃饭没锅,睡觉没窝。住在单位的五层楼上凄凉得很。亲戚和朋友凑了钱,给他过了一个满月。女方的娘家要打要骂,闹得沸反盈天,最后给人家邀8000元了事。他邀请我,我当天没去,我想象不出瘦弱衰老的卫民抱着一个小毛娃是个什么样。我还想,卫民半世浪漫,最后只收获了一个秋瓜蛋子,也不知将来能跟上养活他不能。 满月过后他临走时,我去了他家。床上胡七八糟堆着小孩的尿布片,那个面带愚鲁的女人正满足地抱着孩子噢噢。面对卫民,我纠缠如怨鬼般的初恋情人,我大张着嘴,象对着永逝的青春一样,说不出一句话。 也曾在云山川墨间做着纯洁的梦,断定总有些优美,缭绕在梦里;总有些和缓,萍水相逢;总有些得意,会由于咱们而时髦;总有张笑容,是为咱们而开放。将一颗心安置在流年里,在不期而遇中欣喜;在体验中冲动;在前行中顿悟;在功夫里细品;在功夫中,做最如实的本人。让那份长久而长久的信奉,在柔嫩的时间里曼妙轻舞,你来或不来,在或不在,我仍旧心依阳光,平静向暖,将点滴的忧伤,化作眉间浅浅的一瞥,浅笑,是人命里最美的诗行。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