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总理夫妇一生无儿无女。
因此,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便成为了陪伴周总理夫妇最密切的晚辈。对于周总理建国后生活上的点滴细节,周秉德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说起周恩寿,他也是一个和周总理一样,是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周恩寿在1924年的时候,曾参加了进步组织的外围组织,并担任交通员这个工作——要知道,在当时,交通员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
上级对下级的指令,以及不同地区的进步组织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交通员来传递消息。如果没有交通员的辛勤奔走,各地组织之间都会陷入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合力的状态。
而也正是因为交通员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敌人在打击进步组织的时候,往往第一步便是针对交通员这个群体下手。
不过周恩寿却没有丝毫畏惧,他选择了和哥哥一起,继续为革命而奔走。但在“四一二”以后,周恩寿由于参与反蒋活动,一度遭到了蒋介石通缉。
1928年,周恩寿为躲避蒋介石的捉拿,来到了吉林生活。
——当时是1928年的年初,东北地区还处于奉系军阀统治下,并没有完成东北易帜。因此蒋介石的号令在当时的东北并没有任何效力。
更为重要的是,奉系军阀虽然对红色力量没啥好感,但是,却不像蒋介石那样,会培植特务机构来迫害进步人士。
因此周恩寿选择到吉林躲避蒋介石的迫害,是一个绝佳的办法。
而周恩寿的这个选择对自己的女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7年,周秉德出生在了东北的哈尔滨。若是单纯的从出生地来看,周秉德也算得上是一个东北人了。
其实周家历来都是人丁兴旺。不过比较特殊之处就在于:周家的男丁比较多,而女子相对来说这较少一些。
甚至从周秉德的曾祖父那一代人算起,连续三代,周秉德这一支的家族,都没有女丁产生。
因此,周秉德这个女娃的诞生,反而让整个周家都十分兴奋,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时代,是有些稀奇的。
而周恩寿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想给自己的女儿取个比较好的名字。不过,到底女儿叫什么名字好?周恩寿也没有确切的主意和想法。
最终,周恩寿找到了一位在教育机构工作的老相识,委托这个老相识帮着取个名字。
这位老相识堪称饱览群书,因此对取名字这种事情比较慎重——万一取得没有内涵,岂不是会被旁人笑话自己没什么才学?
读书人不怕穷,但是最喜爱这种面子。
因此,这位老相识苦思冥想很长时间,最终确定:让这个孩子叫周秉德。
秉德这两个字有一定的出处:那就是来自屈原的作品。
这是屈原称赞橘子树的诗歌(其实是屈原的一种情感比喻),我们联系上下文,可以理解成:谨慎自重、奉行道德;而且毫无私心,可以和天地进行德行对比。
这个名字很有内涵,也很有寓意,同时,也寄托着周家人对周秉德的期望之高。
周恩寿虽然在东北,但是,时代的洪流下,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时代的特征而独善其身。比如周恩寿在东北也就生活了三年时间,日本侵略者就霸占了东北。
周恩寿为此,搬家到了天津。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寿其实也在能力范围内,帮助自己的哥哥周恩来。比如周恩来在前往苏联,需要取道东北的时候,周恩寿便通过他在吉林和哈尔滨的人脉关系,给周恩来带来行动方面的便利。
1946年,周恩寿和红色组织取得联系,并表示自己希望能够继续为组织上进行效劳。此时的周恩寿觉得:自己不能再躲避蒋介石的迫害了,而应该积极和蒋介石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毕竟,一直躲避,是没有任何前途和出路的。
不过因为周恩寿和地下党来往频繁,所以周恩寿后来一度被国民党的特务抓捕过。
但周恩寿选择了机智的应对接下来的拷问。
——比如周恩寿知道,敌人在抓捕他之前,肯定已经弄清楚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是无法瞒过敌人的。所以周恩寿索性承认自己是周恩来的弟弟,但是坚决不承认自己和地下党有什么来往。
之后敌人不断怎么审问,周恩寿都是如此应对。
这种半真半假的话,往往是最具备欺骗性的。久而久之,敌人觉得这周恩寿多半没参加地下党,因此也就不再审问了。
之后在进步人士的营救之下,周恩寿才获得了释放。
在此后的时间里,周秉德一直跟着父母生活,为了养家糊口,自然少不了颠沛流离。这一切,一直等到新中国成立了,方才告一段落。
如果单从1946年开始计算,周恩寿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是蹲了敌人很久大牢的,当然,这期间少不得被国民党的特务、宪兵严刑拷打一番。
仅仅凭借这个付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寿就有理由享受较高的福利。
只不过,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当时,中国的国内情况,光是从北伐战争以后算起,就前后持续了22年的战争。
而在此之前,北洋军阀政权执政的岁月里,中国又爆发了长达15年的大大小小战争。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消耗了中国的实力,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并且在当时,新中国的成立让当时的英美帝国主义感到十分的痛恨。因此当时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方面的封锁,这一切都导致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甚至蒋介石在宝岛还叫嚣:“虽然国民党在军事上败了,但是大陆的经济情况,足够让我党无法应对,从而让国民党有可趁之机。”
因此,人民政权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到了经济问题。
而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
因此,人民政权做出决定:高级干部在特殊阶段,没有工资可以拿,只有少数的养家津贴。而这部分津贴,就是干部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为此,1949年,周恩寿在全家搬迁到北京以后,周恩来专门和周恩寿进行了一番交流,并且还关照了周恩寿单位的领导。
周恩来要求:给周恩寿的待遇尽量别高,职务也尽量别高。
毕竟,当时号召上下一心节约资源度过经济难关,而领导们总是要以身作则的。对于这个要求,周恩寿也是十分理解哥哥的。
不过,理想虽然高尚,但人毕竟还要生活。
当时周恩寿被安排当工会的小科员,分到的住房很小很小,加在一起也就20平米——当然,这么小的住房,对于当代人来说肯定难以理解,但是在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小的房子,甚至还有可能存在更小的住房。
周恩寿有三个子女,一家子这么多人挤在20平米的小房子里,无疑是十分的不方便。周恩来总理在了解到周恩寿的这个难处以后,决定让周秉德等姐弟三人到自己家里来住。
从此,年仅12岁的周秉德开始了生活在周恩来家里的生涯。
中央的领导人的住处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其实这样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作为领导人其实是没有下班这个概念的,毕竟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往来在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这就意味着在24小时的时间里几乎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突发事件。
而很多重大的事件都需要领导人进行定夺,如果领导人之间的住处彼此相隔太远的话,无疑会很大的影响工作效率。
因此,周秉德搬进周恩来家里以后,也意味着周秉德和很多当时的领导人家属有了交集和来往。比如周秉德的房间隔壁,就是毛主席的家里。
因此,周秉德在出门的时候,少不得会遇到毛主席的家属。这就使得周秉德在很的小时候就经常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在一起玩耍。
不过,周秉德可不光是和毛主席的女儿是好朋友,有时候也会和大人们产生一些交集。
其实不论是领导人也好还是普通人也罢,在自然规律面前都是一样的。而且领导人们的工作压力其实很大。如果处理不善的话很有可能产生焦虑症之类的不良后果。
于是保健医生们想到了一个缓解压力的办法:那就是搞一搞集体的文艺活动可以帮助人缓解焦虑和压力,从而缓解身心方面的疲惫,做到保证身心健康的功能。
因此,中南海里时常会举办联谊舞会。诸如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都会去参加这种联谊舞会,并希望借此来摆脱内心的压力和疲惫。
当然当时的周秉德还是个小孩子,小孩子的特点就是无忧无虑。但是除此之外,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小孩子十分擅长模仿大人。因此古代才有所谓孟母三迁的说法。
毕竟守着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对一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周秉德这些小孩子们看到大人跳舞,于是也跟着参加这种舞会,虽然以她小孩子心性,跳舞往往抓不住要领。但在舞会上,周秉德却和很多大人物都跳过舞,其中还包括毛主席。
由于和李敏往来较多,有时候周秉德也会去毛主席家里玩。毛主席也时常留周秉德在家吃饭,并且,还送给过周秉德一些书法作品。
至今,毛主席送给她的一些书法作品,还仍旧被周秉德所珍藏着。
从1949年周秉德搬进中南海,到1964年周秉德因为结婚的关系离开中南海,周秉德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左右。
在这十五年的岁月里,周秉德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邓颖超对她的教导。
其实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说,小孩子的心理波动是非常大的,因此小孩子的教育如果得当的话,会对他一辈子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比如有的人喜欢攀比,有的人热衷浮华,还有的人喜欢踏踏实实的做事,这种性格的不同其实很大程度来自童年的生活环境影响。
在邓颖超的教导下,还是孩子的周秉德养成了很多难得的性格:比如平常心。
虽然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但是,邓颖超始终告诫侄女不要因为伯父的地位不同,就觉得自己不是寻常的百姓一员。
还比如不攀比、公私分明这些品质,邓颖超都通过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周秉德。
所以在生活中,周秉德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来看待自己,同时她也经常告诫自己,伯父地位再高也和自己无关。自己要对自己严格,恪守本分,不产生任何利用亲戚关系的非分想法。
1955年,18岁的周秉德从师范学校毕业,并被分配到了郊区担任了一名小学教师。从此开始了工作生涯,之后偶尔有工作调动。
大约1963年的时候,周秉德已经26岁了。
在今天,女子到了26岁,或许算不上年纪太大。但是在60年代,这已经算是大龄剩女的概念了。
不过好在经人介绍,周秉德认识了一个叫沈人骅的军官,当时沈人骅是一名空军的大尉军官。周秉德和沈人骅见面后,双方互有好感,因此决定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不过,周秉德还是得看一下伯父的意见,毕竟周恩来一生中阅人无数,眼光独到。他认为没问题的人,肯定是没问题的。
哪料到,沈人骅不仅人品没问题,而且一家原来和我党的渊源还不浅:沈人骅的爷爷也是进步人士,和周恩来交往较深。
就这样,周秉德在随后不久便结婚了。
当时的中国推行老三线建设,所以丈夫沈人骅服役的地点,有时候是在西安,有时候是在贵州。周秉德在这段时间里,一直跟着丈夫在艰苦的地方生活。
不过由于周秉德自小就比较能吃苦,加上能够与心爱的丈夫一同厮守,所以即便是生活条件十分艰辛,周秉德也是甘之如饴的。
在1974年的时候,也就是两夫妻出去的第9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因工作需要被换了回来,调到了首都北京,而周秉德也自此结束了原来漂泊不定的日子,跟随着丈夫回京工作了。
在回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她便跑去看她在外地日思夜想的伯父、伯母。但周恩来一听说侄女回来了,一开始不但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有些不太高兴。
他看着眼前的侄女,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回来的? ”
听到这番话,站在一旁的邓颖超苦笑的说道:“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
听到这话后,周恩来才彻底放松了下来,之后笑着连连摆手:“我现在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
80年代以后,周秉德先后在外贸部门和投资部门工作,在80年代末,周秉德还在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998年因为年事已高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不过,周秉德秉承周恩来总理的门风,在退休后依旧发挥着余热,为祖国继续做着自己的贡献。比如在今年夏天,周秉德还从事了一番公益事业,去养老机构探望一些需要帮助的老年人。
其实,一个家族最珍贵的资产,不是外在的金银财富,而是门风。好的门风,可以让家族几代人都受益匪浅,周秉德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范。
周总理夫妇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教导周秉德,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要有任何的特权意识。其实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能做到却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人都是会有虚荣心的,即便是品质再好的人,也都有可能会在不经意中迷失自己,丧失了曾经的信念与执着。
古往今来很多英雄豪杰,在困难的时候,倒没有被吓倒;但是,在取得成功以后,往往会沉浸在温柔乡里,最终迷失了自我,这便是孟子所认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
而周秉德在周恩来夫妇的影响之下,却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
——不论是在60年代国家经济比较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岁月,周秉德都谨遵教诲,做普通的自己,不产生任何的特权思想;并且继承伟人的家风,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社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挺身而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而另一种,则是平凡岁月的英雄。
平凡岁月的英雄,便是像周秉德这样,始终不忘初心、甘于平淡,对困难甘之若饴并且愿意默默奉献。
这样的英雄诚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也同样是让人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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